是革命者也是父亲：红色家书留下清澈的爱

风送水声

他是武功高强的英雄，做过孙中山的侍卫官，三五个大汉近不得身。他是家境优渥的“阔少爷”，本可养尊处优，却为救民于水火献出一切，舍财、舍家、舍命。他是工人兄弟口中的“好大哥”，爱憎分明，对劳动人民充满兄弟般的感情。他是杨殷，著名的工人运动领袖，党的早期军事工作的重要领导者，参与领导省港大罢工、广州起义，入选“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”。在他革命的一生里，还有另外一个温柔的身份：父亲。

长期投身革命、四海为家，他只能以书信的方式教育儿女。历经岁月浮沉，一封封得以留存下来的家书，记录了他对儿女深沉的父爱，也将勤俭、朴实、无私奉献的家风代代相传。是革命者，也是父亲。“你性情从来都很容易发怒，这是不好的，你须知道近人接物，万不能任自己的性情，并且你现在离开家庭而在朋友处住宿，更非每事忍耐不可，以后注意痛改为要。”

这是杨殷在上海做地下工作时写给长女杨爱兰的信。当时，她还是个十几岁的少女。母亲去世，父亲投身革命，杨爱兰和三个弟妹在广州被托付给不同的亲戚抚养。骨肉离散，孩子们年幼，这些从地下交通站收到的家信，诉说着一位父亲的叮咛：从饮食起居、读书学习到为人处世，哪怕是一个错别字都要及时订正。

纵是铮铮铁骨，也有款款柔情：“你们年纪正是读书时候，若过几年则非常困难进步。光阴非常可惜，古人惜分阴亦指此也。”“你年纪已长，各事都不能像从前那样，除读书外，各事不必沾染，打牌、闲游、看戏等，尤万不可做。”父爱静默如山，作为革命者，杨殷只能将爱埋于心底。杨爱兰曾向儿女们多次讲起一个细节：广州起义前夕，父亲悄悄来到姐弟俩的住处，担心和孩子们见面会难舍难分，便躲在阁楼上，透过小花窗用镜子的反射看孩子们吃饭。直到第二天，他们才得知父亲来过。烽火连三月，家书抵万金。聚少离多的日子里，一封封家书便是孩子们心中最大的慰藉。

“父亲牺牲后，想念他的时候，我就拿出他最后给我的信来看。”杨爱兰晚年回忆。94岁入党：和父亲最近的时刻。杨殷是中山市翠亨村人，与孙中山比邻而居。他自小习武，早年加入同盟会，担任过孙中山卫队副官兼大元帅府参军处参谋。接受共产主义思想洗礼后，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。原本家境殷实、衣食无忧，但投身革命后，杨殷变卖了家中房产、田产，连妻子的陪嫁首饰都卖掉了，将钱财悉数投入革命事业，直至最后献出了宝贵的生命。

杨殷在书信中经常教育子女要朴实、勤俭，“因为用钱手惯则钱稍少则见烦闷，不能安分守己。以致损失名誉，信用全无，不能溶于社会。”有一次，杨爱兰的舅舅捎来一只金华火腿。家里长期粗茶淡饭，姐弟俩一听说都很开心，吵着要吃火腿。结果第二天，杨爱兰一觉醒来，得知火腿已经被家里来客吃掉了，伤心地大哭了一场。杨殷听说此事，便对杨爱兰说：“昨晚来的叔叔伯伯都是劳动人民，有客人来我们要拿最好的东西来招待。你想吃火腿，用自己的劳动去获得，吃起来不是更香吗？”

杨爱兰一生历经坎坷，父亲在世时她就在不知情中当起了小交通员，书包里藏着重要信息往返于粤港之间。此后一生，她遵循父亲的教导，过着勤勉简朴的生活，养育了9个儿女；晚年到香港打工，一直工作到79岁，才用积蓄在广州买了一套50多平方米的小房子居住。在90多岁时，并不富裕的杨爱兰做出一个重要决定：将父亲位于翠亨村的故居捐献给国家做展览馆。“家财是身外物，只有文化科学知识，是自己永远拥有的。”她在回忆父亲的文章中如是说。“母亲从未以烈士后人的身份向组织伸过手，”杨爱兰的女儿崔静薇说，“我们全家曾挤在十几平方米一室一厅的房子里，睡觉时就像沙丁鱼罐头。即便如此，母亲也没有叫苦，还经常劝我们要心胸开阔。”2007年，杨爱兰以94岁高龄宣誓入党，成为当时广东省年龄最高的入党者。她说，这是一生中最大、最快乐的事。“那一刻，仿佛离父亲最近。”

1929年8月24日，因叛徒出卖，杨殷与彭湃等同志在上海被捕。8月30日，杨殷等人被国民党反动派秘密杀害，时年37岁。“我的外公从小立志要做一个像竹子一样有气节，像梅花一样高洁，像松树一样遇寒不凋，像荷花一样出淤泥而不染的人。”杨殷的外孙女、现在已是耄耋之年的崔静薇说，“他短暂而辉煌的一生都在努力践行这一志向。”崔静薇年轻时就响应国家号召支援新疆建设，一去就是37年，在最艰苦的地方奉献了青春。“阿勒泰地区经常出现零下三四十度的低温天气。面对恶劣的环境，我也曾打过退堂鼓，每每想到外公杨殷，我的处境跟他比算什么？”她说。

杨殷的家书成了传家宝。在杨爱兰的孙女、80后的崔淑敏心里，书信中的外太公并不遥远，他的人格魅力可亲可敬。“小时候奶奶经常给我讲他的事，读他写的信，当时只是当故事听。年纪越大才发现，他其实是我最好的老师。”崔淑敏说，“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路，每一代青年都有属于自己的责任。要把路走好，挑起肩上的担子。”崔淑敏从大学开始便默默捐助贫困地区的孩子上学，已坚持20年。“帮助有困难的人，是我从小就接受的家庭教育。外太公的教诲根植在我们心里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