贵州兴义地名来历（一）

刘年芬(文

兴义地名的由来　　地名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为地理实体、行政区域居民点取的名称，探究这些熟知地名的由来，有助于我们解读兴义历史文化。1.2万年以前，古人类“兴义人”在兴义生息繁衍，战国时兴义为夜郎辖地，秦代开始置吏，蜀汉设汉兴县，东晋南北朝设南兴县，唐设附唐县，治所在今黄草街道办。宋属宋杞国，元属云南行省普安路总管府，明代改隶四川布政司，永乐十一年始隶贵州，政区沿革几经变更，到1798年置兴义，1988年3月撤县建市，兴义地名沿用至今。从历史学的角度看，兴义地名来源大致可以分三大类。

　　一、少数民族地区地名

　　兴义的地名命名情况非常复杂，但从现有地名资料来看，少数民族地区地名，以彝族、苗族和布依族语命名者居多。
　　(一)彝语地名
　　兴义的彝族，主要分布在鲁布格、七舍、乌沙等地。彝族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字，彝语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支。从音节上看，彝语地名以双音节为主，其次是三音节，没有单音节地名。彝语地名与汉族地名有些类似，因汉译名和书写名的关系，在公布的地名中有三个字或四个字的。如鲁毗，彝语“鲁匹克”（以鲁布格发音相近），意为狩猎之地；卧嘎：彝语“模嘎”变译音（一说是苗族的译音，两者之间的关系在下面表述），意为有山有水的地方；长冲：彝语，意为“岩石冲子”；阿依：意为大爷等等。彝语地名特点：

　　一、彝族人民主要以血缘关系为纽带，以家支为单位，他们在自己的地方生产，命名方式多以家支名称相称；二、在兴义长期受彝族土司统辖，他们拥有强大的地方势力，与中央王朝是宗属关系，接受中央册封，改土归流后，才结束了这种局面。各土司土目在当地长期居住，人们都以土目家族冠以当地名称，这些地名有乌沙，因明代以前此地属东爨乌蛮的辖地，有一沙姓居住于此，势力较大而得名；三、自然物命名相当普遍。如：黄泥河，意带龙角的渡口，因大量开垦农地水土流失，而形成水沟，弯弯曲曲而得名；威舍，意指开满金黄色花朵的地方，因该地生长花草而得名。佳克，意为一堵乌花色的岩下面，等等这些，都是因为当地有典型自然物，而得名。通过彝族地名的研究，可以了解彝族的迁徙史。

　　（二）布依语地名

　　比较肯定的是，以“纳、坝、板、巴、秧、染、艾、洛、省”或与之偕音的字冠首的地名，与布依族关系密切。这一类名称在兴义历史上特别多，现在也还不少。如“纳录、纳灰、纳省、板江、巴结、歪染”等。原来，在壮侗语（布依语属壮侗语系）中，“纳”是水田，“板”是村，“波”是河，“秧”是水，“染”是家，“巴”是口，“艾”是酒糟，“洛”指山间洼地，“万”是大叶榕，“洛万”，意为地处洼地，左右环河且生长大叶榕的寨子；“坝达”意为河流汇合口；“坝佑”，指生产雄黄矿物的大山垭口；“省”：哄小孩的意思。布依语的构词方法是通名前置，这一点与汉语相反。布依族是“水稻民族”，喜居水边，他们聚居的地方以这些字作地名自然很常见。实际上，这类地名分布很广，从广西往西，北至云贵南部，南一直到泰国境内，都很容易找到。广西的百色，当地音读作bose，贵州可能会读成“波色”。
　　（三）苗语地名

　　苗族是兴义主体少数民族之一，因受到异族攻打便迁往高山地方，苗族迁入后，便与彝族相遇，以土司为保护伞，但却成为土司奴隶主的财产。苗族既然成了彝族土司的财产，奴隶主则可以任意处置以至生杀予夺，“布诺”奴隶主嫁女时，肯定有奴隶陪嫁，苗族的青年男女成了陪嫁的财产，和彝族奴隶主达成协议成为其奴隶。因此，在兴义少数民族地名中以苗语命名的地名相对较少。

　　“嘎”字，是市境地名中常碰见的字，过去往往写作“戛”。“戛”读音为jia，显然有误。“嘎”的意思，有人说是山间平地，有人说是垭口，有人说是大寨子，本人也莫衷一是。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，绝不是来自汉语。究竟来自何民族，其准确意义是什么，还有待专家研究。“箐”字多见于苗族居住地名中，其意指原始森林，苗族传说言其祖先迁来之初就居住在箐口。“箐”，大约与苗族先民的历史遭遇和生存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。

　　现在，苗族同胞居住地名中，大多数是以汉语命名，这有其历史渊源。我们知道，自秦汉以来汉族人便陆续迁入贵州。西汉时，为弥补巴蜀二郡租贼之不足，朝廷“乃募豪民田南夷”，这批豪民应是落籍贵州最早的汉人。两汉时期的汉族移民，主要是以屯军的方式进入贵州，以“部族”关系相结合，驻扎在重要军事据点，以后逐渐演变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大姓。西晋时，部分汉民因避乱迁入贵州，南北朝时期，中原纷乱，汉族人口不断南迁，其中一部分辗转来到贵州，形成一些地方性的移民集团。从秦汉至两宋移入贵州的汉人，在“夷多汉少”的情况下，大都“变服易俗”，被当地少数民族同化，以致被视为“蛮夷”的一部份，因此，数代居住在兴义，现在仍称自己的祖籍为“湖广”、“江西”、“南京”等，不一定准确。

　　二、汉族地区地名

　　众所周知，兴义汉族大量迁入时期是元明清三代，汉民族的迁入方式有：军屯、民屯、商屯三种。因此，当汉人进入贵州以后，在各交通要道设立卫所，派兵驻守，控制城市、重镇及其附近的地区。原来在此生活的彝族和其他的少数民族，则被迫放弃城市、重镇和交通要道。彝族先民虽然失去原有的优势地位，土司的权力遭到了削弱，但这个时期还是土司统治时期。彝族在其民众中仍然具有号召力。直至清朝时期，改土归流后，彝族首领真正失去统治权力，由外来官员对该地区进行统治，许多地名才采用汉语命名。（待续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