本帖最后由 不帅哥 于 2022-12-2 14:57 编辑
《易》之为书,卦、爻、彖、象之义备,而天地万物之情见。圣人之忧天下来世,其至矣!先天下而开其物,后天下而成其务,是故极其数以定天下之象,着其象以定天下之吉凶。[1] 六十四卦,三百八十四爻,皆所以顺性命之理,尽变化之道也。散之在理,则有万殊;统之在道,则无二致。所以,「《易》有太极,是生两仪」。太极者,道也;两仪者,阴阳也。阴阳,一道也。太极,无极也。万物之生,负阴而抱阳,莫不有太极,莫不有两仪。絪缊交感,变化不穷。形一受其生,神一发其智,情伪出焉,万绪起焉。《易》所以定吉凶而生大业,故《易》者,阴阳之道也;卦者,阴阳之物也;爻者,阴阳之动也。卦虽不同,所同者奇、耦;爻虽不同,所同者九、六。是以六十四卦为其体,三百八十四爻互为其用,远在六合之外,近在一身之中。暂于瞬息,微于动静,莫不有卦之象焉,莫不有爻之义焉。 至哉《易》乎!其道至大而无不包,其用至神而无不存。时固未始有一,而卦未始有定象;事固未始有穷,而爻亦未始有定位。以一时而索卦,则拘于无变,非《易》也;以一事而明爻,则窒而不通,非《易》也。知所谓卦、爻、彖、象之义,而不知有卦、爻、彖、象之用,亦非《易》也。故得之于精神之运,心术之动,与天地合其德,与日月合其明,与四时合其序,与鬼神合其吉凶,然后可以谓之知《易》也。虽然,《易》之有卦,《易》之已形者也;卦之有爻,卦之已见者也。已形已见者,可以知言;未形未见者,不可以名求,则所谓《易》者,果何如哉?[2] 此学者所当知也。
凡研究中国文化的学者都知道,“象”是进入中国传统文化哲学殿堂的枢机所在;同样,“藏象”也是进入中医药学领域的枢机所在。这是因为,“象”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具有原型性质的范畴之一。这种原型从文化发生学意义上说是超个人意识的,它是中华民族经历了漫长的历史积淀而形成的集体无意识。从原始先民的“观象取物”到《周易》关于“象”的诸多论述,已发展成为中国古代哲学、科学(包括中医药学)、文化艺术等对原型认识的理论表述。 先秦时期,“象”的观念发轫于占卜术,《左转》僖公十五年(公元前645年)记载: 龟,象也;筮,数也。物生而后有象,象而后有滋,滋而后有数。 这里的“象”和“数”正是通过占卜的形式表现出来的。后来,“易学”发展出“象数一派”的“象数之学”,企图以符号、形象和数字推衍出上至宇宙皇天,下至社会人事的变化。久而久之,对“象”的认识由浅而深,其内涵也由现象经意象而发展为法象,“象”最终成为一种包括天地及人,万物的模型。这样,“象”就从“实物之象”发展为涵义繁富的象征系统,这也就是能够涵盖一切的宇宙模式: 是故《易》有太极,是生两仪,两易生四象,四象生八卦,八卦定吉凶,吉凶生大业。(《周易大传·系辞上》)
南宋儒学大师朱熹在其所作《周易本义·周易序》中对此阐释道: 《易》之为书,卦爻彖象之义备而天地万物之情见。圣人之忧天下来世其至矣。先天下而开其物,后天下而成其务。是故极其数以定天下之象,著其象以定天下之吉凶。……《易》者,阴阳之道也;卦者,阴阳之物也,爻者,阴阳之动也。……六十四卦为其体,三百六十四爻为其用;远在六合之外,近在一身之中;暂于瞬息,微于动静,莫不有卦之象焉,莫不有爻之义焉。至哉,《易》乎!
正是因为只有“象”才分阴阳,才得出“一阴一阳之谓道”(《周易大传·系辞上》)的结论,才让我们认识并掌握宇宙间万事万物的动态规律。所以在中国古代文化哲学中,以阴阳之间的互根、互应、互动作为万事万物生存变化的根本所在。了解了以上的本质特征,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“藏象”是把握中医药理论系统的枢机所在了。
[2]至哉《易》乎!其道至大而无不包,其用至神而无不存。易者,广大精微,无所不包,其小无内,其大无外。 朱子此三“非易也”一段,接着一“然后”有一“知易也”,知易后仍有一转折“虽然”,--------可见世上哪有知易者。 哈哈哈,难怪孔子说“不占而已矣。” 君子德行焉求福,故祭祀而寡也;仁义焉求吉,故卜筮而希。如果你德行兼备,会需要去求福吗?肯定已经成为一代伟人了,也就不需要了;如果你有仁有义,问心无愧,需要去求吉吗?人善自有天助,更加不需要了。此言君子可以通过修行德行以求福,践履仁义以求吉,故不必求于祭祀与卜筮。 应当指出的是,孔子并不反对祭祀和卜筮,在敬畏天命、祭祀天地山川鬼神先人,表白人对生存环境和生身父母祖先的崇敬感恩之情的意义上,他是传统祭祀和卜筮文化的踊跃继承者,他认为卜筮是对天意和天地间神明的尊重,是神圣的。 只是在“祈福和趋吉避凶”的意义上,孔子以为能够“祭祀而寡也”,“卜筮而希也”,因为他认识到,与其通过祭祀和卜筮来祈福求吉,还不如自发实践仁义道德以“自求多福”。
|