从甲骨文到楷书，我们经历了怎样的历史？

风送水声

从甲骨文、金文，到篆书、隶书、楷书，汉字经历了上千年的演化史。隋唐之后，楷书成为汉字正宗，并影响到周边，形成一个覆盖东亚的“汉字文化圈”。放眼整个“汉字文化圈”，在近代，汉字的地位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挑战。1949年后，汉字又经历了不止一轮的简化。从中，我们能隐约感受到时局的复杂。

回到一百多年前。1898和1899年之交，中国近代学术史上发生了一件重要的事件——甲骨文的发现。王懿荣从药铺买来的“龙骨（龟甲兽骨）”上发现了古文字。起初，人们并不相信他，认为这只是古董商人为了谋取利益而编造出来的。但金石学者罗振玉坚信甲骨文存在的真实性。也正是他，确定了甲骨文的出土地点就是河南安阳县西北五里的小屯村，研究并发现甲骨文里有十多处记载了商王的名字，指出甲骨文的出土地就是商朝都城。

从历史研究的意义上说，甲骨文的记载，证实了司马迁在《史记·殷本纪》所记载的商王朝确实存在。这些来自三千年前古文字的证据，把中国有考据可信的历史提早了一千年。而从文字的角度考虑，世纪之交甲骨文的横空出世，意味着汉字找到了迄今最早的源头。可以说，从三千年前的甲骨文至今，汉字的演化一脉相承。甲骨文绝大部分是用刀刻出来的，少数使用毛笔与朱砂书写而成。它虽然已经形成比较成熟的文字体系，毕竟去古未远，还保留了早期文字“象形”的特征。

到了商末周初，大约时人又嫌龟甲兽骨的质地低劣，便使用青铜浇注起“金文”来。金文的质地固然好了，但青铜终归是昂贵的金属，不宜普及。于是，到了战国时期，一种线条圆浑，笔道匀称，适合于在简帛上书写的字体——“篆书”应运而生。不过，由于篆书的字体由圆浑的线条连接，影响了书写的速度。因此秦末在民间便流行起相对书写简洁的“隶书”。隶书字型变圆为方，线条变弧为直，实现了彻底的笔画化。“隶变”因此成为古今汉字的一个分水岭。但“隶书”因为讲究蚕头燕尾，点画波折，书写的速度仍然受限。于是在魏晋时期开始流行一种去蚕头燕尾，变波折为平直的字体“楷书”。发展到“楷书”时，汉字的演化似乎已经到了终极阶段。它一直沿用至今，一千多年来其形体也没有多少改变。当然，随着汉字的发展，古文字的构成规则，也就是《说文解字》所列举的“六书（象形、指事、会意、形声、转注、假借）”已有所变化。大部分象形字已不再象形，“指事字”也已失去了原来指事的意思。比如“表”字原本是一个象形字，古字形像人身上披着动物的皮毛做成的上衣，后来才引申为“表面”等含义。

隋唐之后，楷书成为汉字正宗，还影响到周边，形成一个覆盖东亚的“汉字文化圈”。看起来，一切都很和谐。鸦片战争（甚至更早一些）之后，摆在近百年中华民族面前的根本只有一个问题：“中国人能近代化吗？”有识之士纷纷探求救国之路，其中一些人认为中国欲富强，首先就要开启“民智”，因为与其他国家相比，当时中国的文盲率过高。在中国历史上，璀璨至极的汉字文学与低下的民众识字率并行不悖，是一个突出的现象。直到1949年，全国5.5亿人口中还有80%是文盲，其中农村文盲率更高达95%以上。许多人将其径直归咎于汉字的繁难，所谓“兹汉字之难也，中外古今未有，难于辨，难于记，难于解，难于用”。既然如此，顺理成章的结论便呼之欲出。清末民国的名人吴稚晖就说：“汉字之奇状诡态，千变万殊，辨认之困难……此乃关于根本上之拙劣。所以我辈亦认为迟早必废也。”后来，知识分子对汉字的批判声浪更加高涨。著名音韵学家钱玄同在《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》中提出“汉字……断不适用于20世纪。” 瞿秋白在《普通中国话的字眼研究》一文中也说，中国的语言要充分发展下去，要成为现代的，能够适应广大群众的新的文化生活，就必须完完全全废除汉字。”至于鲁迅在《且介亭杂文·关于新文字》中则将文字问题说得更加严重：“汉字也是中国劳苦大众身上的一个结核，病菌都潜伏在里面，倘不先除去它，结果只有自己死。”
在这些知识分子眼中，将汉字拉丁化才是出路。1922年出版的《国语月刊》汉字改革专号的封面形象地反映了当时鼓吹拉丁化的趋势：一群挥刀持枪，乘胜追击的革命军（注音字母），刀上枪上都沾满了鲜血，将青面獠牙，吓得仓惶逃命的牛鬼蛇神（汉字）杀得东躲西藏，一败涂地。实际上，早在19世纪后期，用罗马（拉丁）字母拼写汉语的尝试就已经出现。西方传教士在东南沿海传教时，为了在（汉字）文盲的百姓中布道，基于各地的方言口语创造了好几种罗马字。其中影响最大的当属 “白话字（Pe̍h-ōe-jī）”。白话字，一种拉丁字母拼音方案，用来书写闽南语。上图为白话字用例：台南东门巴克礼纪念教会。在福建、台湾一带，这种闽南话罗马字一直流传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，即便是当代的“台湾闽南语罗马字拼音方案”也与其有着渊源关系。通过这些小范围罗马字的试验，当时文字研究者们的普遍认识是，西方拼音文字，只要学二十几个字母和拼写、读音的法则，就可按话写字，堪称“扫盲”利器。鉴于汉语是一种单音节语言，同音字众多的问题是罗马字无法回避的矛盾。著名语言学家赵元任曾经做过一段带有戏谑性质的“施氏食狮史”。许多人将其视为“拼音不能区别同音字”的绝佳例子。但实际上赵元任的本意恰恰与之相反。他的真实目的是想说明，文言是不能担负口语交际职能的、有重大缺陷的语言。相反，凡是“听得懂”的语言，写成拼音文字，也能“看得懂”。这正与瞿秋白的看法不谋而合，在后者看来，“汉字不是现代中国四万万人的文字，而只是古代中国遗留下来的士大夫一一百分之三四的中国人的文字”，文言“作用根本就不在于声音，而只在于形体，所以也就用不着什么拼音制度”。

实际上，回首过往，假若放大视野的话，不难发现，近代汉字的地位，在整个“汉字文化圈”，都面临着严峻的挑战。追根溯源的话，从一开始，东亚各国在汉字运用中就遇到一个问题：“国之语音，异乎中国”，汉字无法完整、准确地表达民族语言。朝、日对此的解决办法是分别发展出了将汉字用作记音符号的“吏读”（朝鲜文创制前借用汉字的音和义标记朝鲜语的一种特殊的文字形式）与“万叶假名”，并最终形成了本民族的拼音文字：“训民正音”与平假名/片假名。只不过，日本逐渐形成了汉字假名混用文体，而朝鲜的“训民正音”长期不登大雅之堂。至于越南则另辟一途，这就是“字喃”，意即“南国之字”。其实，“字喃”就是用汉字“六书”法再造字，繁难程度较汉字更甚，而且各人书写随意，始终未能实现标准化。有一个极端事例，有人想写“砂锅”，于是取砂锅质地的“土”字，与表（越南语）“砂锅”之音的“也”字合在一起，自以为完美无缺，结果无人能懂，因为他造出的“字喃”其实是个“地”字。但是后来，这些国家的“汉字”与在中国本土一样跌下神坛，沦为改造对象。有些讽刺的是，原本汉字地位越高，反而去汉字化愈加彻底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很短时间内，拉丁字母“国语字”就成了越南的官方正式文字，汉字（包括字喃）彻底退出历史舞台。语言学家黎锦熙就提出，改良文字须得分三步走。第一步，是“汉字简化”，这是汉字本身结构的改良。接下来，“汉字注音”，也就是所谓“半走拼音路线”，接下来的第三步，终究要“全走拼音路线”。显而易见，不论最终目标是不是汉字拼音化，减省汉字笔画的“汉字简化”已成当务之急。汉字简化其实不是彼时的首创。早在1932年，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就编写了《国语常用字汇》。其中指出：“宋元以来有一种通俗的简体字……故本书……用小字附注于普通体之下，以示提倡。”到了1935年1月，国民政府更是制定了《第一批简体字表》，共收324个简体字，惜乎此举不久即告无疾而终。到了1955年10月，《汉字简化方案修正草案》经国务院汉字简化方案审订委员会审订后，由1955年10月15日至23日召开的全国文字改革会议讨论并一致通过。《汉字简化方案》最终确定了517个简化字，正式在全国推行。这次文字改革的确大力推进了扫盲进程。上世纪50年代就有“简化字扫盲一亿人”的说法。至1964年，13岁以上人口的文盲率，已经由解放初期的80%下降到了32%。另一方面，新鲜出炉的“简化字”绝大部分来源于历代的俗体字（如“碍”之于“礙”）。

它当然有不尽完美之处，比如“報”字，古文字形像是一人手持刑具让人跪下认罪。其本意指的是认罪，后来又有告诉、报答等意。简化之后的“报”字已看不出与原字的任何联系，甚至破坏了原有汉字的理据性。这一痼疾，在上世纪70-80年代一度推行的“二简字”中更被进一步地放大。比如，“豇”被简化为“江”。问题在于，“豇”指的是豇豆，“江”古义是长江，今义指大河。若用后者代替前者意义根本不通。至于“旦”的本义是“早晨”，却被“二简字”用作“蛋”字的简化，二者的意义同样完全无关。

上世纪70、80年代之交，随着电脑汉字处理技术的进步，长久以来认为汉字很难适用于印刷、通信，因此“不废除汉字，而代之汉语拼音文字，中国就不可能进入现代文明”的观点不攻自破。汉字简化、乃至拼音化的前提顷刻不复存在。人们开始重新审视汉字，发掘其深厚的文化底蕴。在这一背景下，令汉字表意性荡然无存的“二简字”自然难以复制50年代的成功。至于拼音输入法速度普遍可以达到60-80字/分钟的当下，更是可以断言，汉字进一步简化的社会土壤，已经不复存在了。（图文来自网络）